“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城乡社会学:经验与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近日,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与新局面暨纪念徐永祥教授逝世两周年”系列论坛之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城乡社会学:经验与理论”云端学术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以线上会议形式进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个科研院所的3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在主旨演讲以及“城乡社会学的本土探索与国际视野”“城乡社会样态与基层治理实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等版块分别作报告及点评,近300人通过直播平台参与了该论坛。

  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由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中心主任、《城乡社会学评论》主编之一熊万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吴重庆教授、复旦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董磊明教授,以及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发展学院张文明教授就“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发展逻辑”“双循环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国外城乡关系研究对中国的启示”等话题作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晓毅研究员进行了点评。

  熊万胜认为,在新发展阶段,郊区社会以及各种城乡融合的区域都非常值得关注。中国大城市郊区化不仅是城市居民或者某些企业、学校向城外搬迁,还包括一个城市体制逐渐覆盖乡村地区的过程。由于城市周边客观上存在多层次的空间与社会结构划分,城市的发展也非常依赖周边地区供给资源和空间,因此,在郊区和中心城区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的系统特征与生活模式,这就在郊区衍生出了独特的郊区社会形态。郊区是新城建设的主战场,是城乡融合发展最有条件的地区,实际上也是乡村振兴最有希望的地区,值得深入研究。

  卢晖临表示,中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要追求的前景应是“城乡互构”的城乡社会。在这种城乡关系下,城市和乡村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并因彼此的沟通交流使得自身更加完善。中国社会有走向这种城乡关系的基础性条件,即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如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集体制度及其遗产。事实上,过去这些年,奔走于城乡的数亿农民工已经在用自己的实践探索这种可能性。

  吴重庆提出,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要认真思考内发型发展的乡村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代是内发型发展的一种实践。当时的经验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是否应该发展工业,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几度的反复。从人民公社初期的鼓励发展社队企业,到1962年以后的限制发展,到1975年以后的重新鼓励,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发展。如今,乡村的工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和地位值得重新研究。同时,将乡村振兴的单元层次从村庄层面提升到乡镇层面或者县级层面也许是正当其时的。

  唐亚林认为,随着当代中国以都市圈、跨域经济带、城市群、跨域功能区、跨国经济带路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空间布局战略体系的形成,通过将城乡规划布局、城市发展规模、城市人口密度、城乡空间结构、轨道交通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等新型要素引入到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之中,尤其是通过在超特大城市的城郊社会创建郊区新城,形成“超特大城市中心主城区—郊区新城—周边中心城市—周边城市郊区—乡村社会”的都市圈与城市群融合发展的新型网络城市体系,已成为双循环格局下重构城乡融合新空间新动力新路径的战略选择。

  董磊明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在空间维度上具有不均衡性,集体资产薄弱地区存在农民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两栖型就近城镇化”现象,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体量并不小。“两栖型就近城镇化”的农民近半数以上都能在城市购房并养育下一代,愈发成为附着于城市的“后花园”,也越来越难构成一个完备的村庄社会。在战略上如何定位“两栖型就近城镇化”村庄,如何实现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学界今后应认真加以关注研究的。

  张文明表示,城乡关系应采取“阶层分析”范式还是“生活分析”范式,值得关注。日本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年轻一代把职业选择基础上的便利原则凌驾于“家庭主义”之上的趋势,被广泛认为是个体化时代的显著特征。人们不再对传统城市—乡村社会表现出的“工作”与“休憩”予以区分,年轻人更喜欢宅在家里、在家附近购物。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郊区新城及郊外大规模开发都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和凋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体系开始调整,即城市化—逆城市化之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再城市化”现象。

  王晓毅提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关系到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什么道路。新型城乡关系是城乡平衡发展、功能互补的关系,不排斥城镇化,但应摈弃城市中心的错误观念,避免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消失。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和人口双向流动机制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资源在流动中产生效率,人口在流动中获得幸福。政策设计和规划在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仍然要看到,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是一个历史过程,要保护好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权利。

  在会议接下来的“城乡社会学的本土探索与国际视野”“城乡社会样态与基层治理实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三个单元中,与会专家学者对国外城乡社会学研究的进展、构建中国城乡社会学的基础与前景、过渡型社区治理、以郊区和县城为基础重构社会学研究基本单元、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路径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董国礼教授主持第一阶段发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汪华教授主持第二阶段发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马流辉副教授主持第三阶段发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占锋表示,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超越城乡地理区域限制、系统对比剖析城乡社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从制度、文化与规则等三个层面讨论了抽象的城乡关系演变规律。宏观层次侧重于对体制模型的构建,认为城乡的差异和区别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并将“城乡连续体”作为城乡关系发展的终极目标;中观层次关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组织和机构的职能与作用;微观层次则着眼于城乡间的人口特征与人口流动方向。这一分析范式对于有效推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中国城乡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桂华认为,乡村治理兼具国家性与基层性,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妥善处理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国家治理构成乡村治理转型的基础,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能力增强、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技术治理手段的运用,乡村治理进入了强国家阶段。国家向农村投入资源,强化对基层治理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强制性制度安排替代了乡村自发秩序,基层治理被纳入国家治理范畴。站在乡村善治角度看,强国家不等于大政府,基层治理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坚持乡政村治体制,通过资源输入,培育基层内生秩序生成能力。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重要转型,城乡二元体制不断松动,城乡资源要素的对流愈加普遍,城乡边界日渐模糊,在此背景下,构建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城乡社会学正当其时。

  熊万胜在论坛总结中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华东理工大学城乡社会学的发展情况。据悉,城乡社会学已成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学校和学院的谋划和支持下,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将定期出版《城乡社会学评论》期刊,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城乡融合发展、郊区社会等多个系列丛书,以期为中国城乡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探路。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董国礼教授主持第一阶段发言 本网记者 陈炼/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